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，如何“调结构”成为“显学”。但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、国内低碳研究专家，潘家华对此却似乎提不起兴致。
“调结构是个必然，但不可能一步到位。每个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，如果连工业化都没有解决，就准备发展服务业，服务人群在哪儿？”潘家华说。看得出来，潘家华正努力从国内低碳研究的理论先行者变为“伪低碳”行为的批判者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有关部门正试图出台一个低碳城市全国标准，但各地发展情况不一，这一标准如何落地？
潘家华：低碳城市建设永无止境，涉及到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。每个城市的减碳活动只能根据每个城市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，侧重不同，区别对待，而不能好高骛远。
有的城市要搞风电，可如果你的风力太小又不持续，有什么条件搞风电？现在很多城市都提出了发展太阳能的口号，可太阳能成本高、不稳定，有什么必要大张旗鼓地一窝蜂上马大型设备？
低碳标准，提高能效是最重要的，每个地区实实在在地提高建筑节能，比一些形象工程有效得多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“调结构”成为“十二五”关键词，当下掀起的战略新兴产业热很值得关注，事实上并非每个城市都具备发展条件，这些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城市如何避免政绩陷阱？
潘家华：“调结构”是个过程，不可能一步到位。北京服务业占比达到70%，但此前花了数年时间，才把首钢搬走。下一步怎么办？难道再把燕山石化搬走？
诸如北京、上海这些发达大城市，减排力度可以大一些，一些新技术、新应用也走在前面，其结构调整是个必然。但我们国家更多是通过行政手段干预，而非市场调节。像伦敦，为了减少城市拥堵，会采取经济手段，向驾车者收取拥堵费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的很多企业现在其实有能力去做一些低碳的事情，却又往往无意愿、无意识去做。像上海大火的楼房使用的建筑材料就不够节能，而我们的很多建筑、房地产企业，完全可以做得更好。
针对不同城市，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，所以没有办法用同一个标准或办法“一刀切”。中西部城市未来的工业比重一定是越来越大，如果这时候你要它去发展服务业，给谁服务呢？所以当下还是只能发展工业，这需要个过程。
环保的发展是个例子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就不断提环保、环保，生态经济概念的提出比美国都早了十几年，可只有到了这几年，国家经济发展了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环保才成为下一步的需求。
相当一段时间内，中西部不发达城市还是要承接工业转移。当然，这种承接不是简单将落后产能搬迁过去，而是要进行升级，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结合中西部人力成本优势，差异化发展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中有“调结构”一项。
潘家华：我反对采用考核办法这一类形式进行。一些地方政府只唯上，不唯老百姓，不唯社会，很难有实效。像河北为了完成节能降耗指标拉闸限电，对真正的结构调整有何实质意义？
再如上海宝钢每吨钢的出厂价调高1000元或者降低1000元，对当地的GDP数据统计影响很大，但其生产时的能耗是既定的，这样一般的考核标准很难有参考价值。
所以每个产品、每个行业的标准都不相同，只有把标准真正落在实处，而不是只看考核办法，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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